文/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不要轻易谈拐点，L型更符合当前现实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经济形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保持在6.7%的水平，但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什么叫“拐点”？就是从现在的经济下行步入一个长期、平稳的发展阶段。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最近煤的价格上涨，很多小煤矿又恢复生产了。钢铁价格上升，销路也比较好。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情况，主要是因为目前企业的确需要去库存，为了保证自己的生产持续进行，必须要增加生产资料的储备料。生产资料的储备本来是在减少，但物价只要一开始上涨，储备就会跟上，因为再过一段时间这些生产资料就更贵了。所以就导致了煤炭、钢材价格的上涨。
这是正常现象，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减轻。要知道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谈“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经济不会有大的起色。U型、V型都不是今后会出现的情况，很可能仍然是一个L型，这是符合当前现实的。
生产要素的组合不足以创新，需要信息的组合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
二十世纪流行的经济学术语中，最广为流传并广泛使用的就是“创新”二字，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的概念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熊彼特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工业化刚开始不久，如今很多情况都已改变，所以需要改进。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熊彼特说“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没有预料到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时代是后工业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目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非就是创新，信息量的组合、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不掌握和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靠生产要素的重组，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这一点已经被信息化时代所鉴证。两个企业一合并就能够创新吗？那就要看信息量掌握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真正新的因素在里面。
企业家不是创新主体，创意更多来自年轻人
再举一个例子，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成为了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对的，但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这个观念是落后的。现在我们说要把“创意、创新、创业”三个连在一起，要想经济能够创新，必须先有创意，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而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创业咖啡馆和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一旦有了创意了，企业家就能够发现投资的机会。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吗？有些企业保守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能否创出新可不一定。
第三个例子，熊彼特的观点是：“你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再把发明家的发明应用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全面，因为他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互联网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得到这个消息的人会主动向你投资，而不用你去求别人投资，信息化时代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需要改变思路
再举一个例子，古语有云“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个观念对吗？其实越来越不灵验。假如思路不改你要失败永远失败，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创新的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的新的投资人和组织者。一旦成功了就会迎来下一个成功，一直到其他新的创意出来。
要知道今天跟一百年前熊彼特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那时候大量的年轻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今天大量涌入创新市场、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年轻人，都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也会出现失败者，但涌现出的成功者更多。
今天，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比过去不知道快了多少倍，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人的观念也要改变。我们曾这样想，你能够知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吗？总的方向可以讲，但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五十年以后的消费是现在的消费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投资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就业是现在这种就业形式吗？那个时候就业者可能就在家里跟企业签订合同，他自己有计算机，能够跟你联网就够了，你要什么软件他就在家里就给你研发出来。到那个时候，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身上都带着现金吗？人们出行还一定要自己购买汽车吗？随着时代的剧变，失败者和成功者同样在涌现，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转换思维。
未来也许不存在企业家，需要领跑人
可以这么说，未来时代“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未来不需要企业家了，需要的是领头者，领跑人。一旦有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年前熊彼特所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
未来不止是理性人心理，更多是社会人心理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人和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重视经济人，经济人是完全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来做决策。生产者希望成本最低，收益最大，消费者希望最低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被奉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惯例。
现在来这个观点依然适用，只是范围变窄了，不断地有经济学家对经济人观点提出挑战。凯恩斯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在投资方面人们往往体现动物的本能，会做出冲动性的投资。所以凯恩斯认为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全面的。
凡勃伦的观点是，人们的消费不完全是为了物质上的满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而精神上的满足催生了炫耀性的消费。比如一个人明明没那么多财力，却一定要坐最好的马车，使别人觉得“这是一个有钱人”，他就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是消费能带来一种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为自己，穿是百分之八十为别人”，这种心理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你快乐并进而羡慕你。
西蒙认为最优的选择是达不到的，因为变量太多，目标又不单一，你怎么能同时做到多个目标最优化呢？所以人们只能做次优选择。比如一位女士买了一件披肩或者一件外衣，别人问她怎么样？她说“凑合”，她不会特别满意，因为她没有时间走那么多家商店，她不确定还有没有衣服比她买的还好。再比如，你买一根缝衣针，到百货公司卖针的柜台，想挑一个最尖的针，没有哪个傻瓜会自己带着放大镜，在这么多针当中逐一比较挑一个最尖的。看到第一根针不太尖，换第二根针有点弯，第三根针“行了，不看了”，做出次优选择。消费者做出次优选择，还算什么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优先理性”，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被广泛接受了。
在经济学里除了有经济人以外，还有社会人，社会人考虑的是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资，A、B。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一般按经济人的假设会在A投资，因为成本低。为什么偏偏有些人愿意到B投资？这就要分析了，我之所以到B投资，可能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有感情，所以我有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去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办一个工厂，增加当地的GDP。
还有第二种考虑，我之所以在B投资，因为我从小在那里学习、生活过，当时人们瞧不起我，认为这家伙没出息。今天我发达了，我就在那里投一个工厂，投一个图书馆给你们看看。这也是一种社会人心理。
第三种情况，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资，因为我在那里曾经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欠了很多人的债没有还，我欺骗过一些人，找人家借钱没还就走了。心存内疚，今天我回来想起过去的亏欠，于是就在那里投资来弥补我过去的错误，这也是社会人心理。
现在我们经常讲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企业文化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同甘”和“共苦”是两个概念。“同甘”是企业走上坡路、形势好、红利多，怎么样分配这些红利必须有制度，如果制度不合理，修改制度以后企业仍然可以依靠制度做到“同甘”。“共苦”则必须有一种精神在支持着，靠制度是不管用的。工厂老亏损，工资两、三个月都没发出来，这种情况下职工走了，怎么样跟他谈制度都不管用，但是如果企业文化做得好，整个企业有一种“共苦”的精神，大家抱团取暖就能共度难关。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这就更加证明了发展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的重要性。今后社会不仅仅要在经济上发展，经济人假设在某些层面上仍然有用，但是社会人假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大家都有一种社会公益感、社会责任感，我们的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完）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1月4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姚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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