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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顽固派的思维方式
《 人民论坛 》（）
杨智平
【摘要】洋务运动中，顽固派从固有的传统观念出发，坚持华夏中心主义，坚决排斥外来势力和外来事物，拒绝一切形式的西学引进和改革，并以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本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表现为“夷夏之辨”、“保卫圣学论”和“民心可恃论”等。在不断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情况下，顽固派又将其极端化为“洋人禽兽论”、“圣学泛教化论”和“复仇论”等。
【关键词】洋务运动顽固派夷夏之辨思维方式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清王朝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的内忧外患之中。如何保证清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成为摆在封建士大夫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是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求自强，还是固守传统的圣人之道，以正人心、行仁政为立国之本？围绕这一争论，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判。顽固派恪守祖宗遗训，他们主张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以及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的态度来应对变局，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终为历史所唾弃。但我们显然不能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简单而肤浅的嘲笑和斥责。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应该科学地反思顽固派深受圣人之道影响的思维方式。
顽固派由满汉贵族和那些科甲出身坚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地主官僚组成，也是一批在西学东渐潮流冲击下蒙受屈辱的传统士大夫。在大变局中，这个势力强大的营垒，拒绝一切形式的西学引进和自身改革，并以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作为摆脱清王朝危机的基本方式。他们坚持以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念，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清王朝是天朝上国，华夏文明是世界水平最高的文明，而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缺少典章文物礼仪制度的野蛮之邦，外国人都是类同禽兽的戎狄蛮夷。在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王朝统治遭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冲击，但是他们师古、崇古、复古的心态却始终不变。在不断遭遇屈辱的过程中，顽固派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反而进一步把它推向极端和异化。
从“夷夏之辨”到“洋人禽兽论”
夷夏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华夏指中原地区，夷狄是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他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文化发展水平上。②其要旨是确认华夏拥有圣人之道，文化上是高度发达的民族和国家，其他地方不拥有圣人之道，是开化程度低的劣等民族。这种区分不仅强化了中国人对周边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优越感，又增强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并凝化为士大夫的深层意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③
面对西方的侵略，顽固派还是抱着这种传统文化心态，殊不知夷邦已不再是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国家，而是有着大海之隔的欧洲民族和国家；夷也不再是游牧文明，而是比农业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固派之所以顽固就在于坚持对夷夏观念的陈旧理解，没有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他们坚持纲常名教和八股取士，坚决反对洋务和西学，认为“以章句取仕，正崇重尧舜周公之道，欲人诵经史大义，虽机警智多，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于社稷”，而“师事夷人，可耻孰甚？”④此外，他们还反对以通晓洋务为取舍人才的标准。如在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之争中，监察御史张盛藻奏称：“科甲正途者为惟有读孔孟之术，学尧舜之道，才是明体达用之才”，此论也颇得大学士倭仁赞赏，这位理学名重一时的儒者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仪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过国家大计亦无所损。”⑤话虽如此，在不断遭遇西方列强欺侮的情况下，他们既不愿学习西方以求自强，也不能以自身力量打击敌人、报仇雪耻。在这种心理状况下，“洋人禽兽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从“保卫圣学论”到“圣学泛教化论”
在顽固派看来，“尧舜周公孔孟之道”是“圣人之学”，是亘古不变万世不易的大经大法，作为圣学核心的三纲五常更是万世不可变更的治道之体，由此，他们认为西方一切事物都是邪说谬行，一切舍旧维新者都是乱臣逆子。
在1874年筹议海防建设时，顽固派认为洋务派提出的海防建议要害在于以夷变夏，大理寺卿王家璧向洋务派警告说：“勿以事非已出轻改前人，勿以能顺夷情不顾国是”，还有人直言“赞夷师夷误国之策”、“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秕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顺于中国，以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误也”。⑥一位曾任四川按察使的官员称：“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刑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理技巧，以次为富强之计。”⑦这些言论足见他们对西学的不屑一顾和对传统圣道的尊崇。他们反对开设西学、幼童留学，反对向外国派外交使节和考察团，反对设邮局建铁路，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有悖于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是“奇技淫巧之小慧”、“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