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综合自新浪新闻作者：王辉、郑永年
曹德旺没有想到会以一种“跑了”的方式火起来。
这位企业家一直以低调的形象出现，偶尔高调也是在他做慈善的时候。
这33年来，曹德旺做的公益捐赠累计已达到70亿，因此他被媒体称为“首善”。
不久前的一个采访，让曹德旺意外成为这几天舆论的焦点。
在这个采访里，曹德旺提到了在美国投资6亿建厂，并提出国内企业税收负担太高。
由此带来“曹德旺跑了”、“别让曹德旺跑了”一系列讨论，尽管对于曹德旺的讨论和之前李嘉诚跑了的讨论性质并不一样，但面对新浪新闻时，曹德旺情绪激动。
“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他并认为，“中国厚待我，我才说出这些话。”
他内心里希望中国看到目前的投资环境问题并且要纠正。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资料图）新浪新闻：有人说你跑了。
曹德旺：你说说，我什么时候跑了？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这几年美国投资的同时，配合美国的战略，在美国项目开通的时候，我在天津的项目也开通。我在苏州工业园区刚刚拿了一块地。曹德旺跑到哪里去？
新浪新闻：你去美国投资十几亿美金的事已经被传遍了。
曹德旺：我们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有什么错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新浪新闻：你接受采访说的话，是你的原意吗？
曹德旺：一点都没有错。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
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倒完了怎么办？我说话不是为自己说，只是说要注意美国的这方面条件要比中国好。在那边投资也发现这个问题。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但不等于说不出去投资。因为你想变成全球公司，必须在国外投资。
新浪新闻：现在国内的投资环境真的如你所说，让企业家不好呆吗？
曹德旺：投资环境其实也没有，大致相同。但应该承认成本是需要的，中国人现在要去抓这个问题。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中国，必须把它建起来。
中国因为有这个客观问题，美国欧洲它会让你，最好让你这样坚持下去，那么你去死他也要活，所以中国才会注意到我们要应该怎么纠正这些问题。
新浪新闻：去年香港李嘉诚走了。
曹德旺：我跟李嘉诚不能比。我不做房地产，我不为钱，我捐了八九十亿给中国，我赚的钱也是捐掉。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我是实业家，对那些为了钱的人不屑一顾。
新浪新闻：那你会搬走吗？
曹德旺： 我不是搬出去。我今年才投产的美国项目，还没有带来利润。我今年赚到30几个亿，最后我还要承担在美国投资的费用，接近10亿。如果加进来是赚了40亿钱。那么我搬出去做什么？
我做了什么坏事？叛党了叛国了还是反人民了？我不就是在中国做一个私营企业家嘛，为什么要搬走？我根本那些话是告诉中国人，外面的投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事情，跟人家接轨。我们有种的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克服困难。
新浪新闻： 你刚才说在美国投资的同时，也在国内开项目。
曹德旺：我是制造业全球供应链。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
新浪新闻：福耀玻璃目前走出去的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例大概各占多少？
曹德旺：我跟你讲，其实在外面建厂的还没有销售，占的比例2%、3%不到。我们在中国出口运到其他国家占销售总额的35%，65%的福耀玻璃是卖给本土的汽车厂/商。中国汽车商70%是我的玻璃。你说我跑出去，把那些汽车商扔下来，首先告状的就是那些汽车厂，那我跑出去干什么呢？
新浪新闻：你的真话，被人热议，是否担心影响你的企业？
曹德旺：我站得正，做得正。我自己办厂三十年，有二十几年是福建的纳税模范，国家对我还是有信任的。
新浪新闻：看来这事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曹德旺：这对我说，一点都没有什么影响。他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也很随意，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靠我自己掌握。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这个国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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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无疑成了近来的热点话题人物。今年10月，“中国慈善第一人”、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莫瑞恩投资6亿美元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对于曹德旺在美国的投资，不少人又开始喊“曹德旺也跑了”。
在中国经济的爬坡阶段，过重的税负和行政负担，还可以用“劳动力红利”去对冲。但随着工资、福利成本的水涨船高，“劳动力红利”的式微在任何市场都注定是时间问题，倘再不正视税负和行政负担问题，后果可想而知。比这更发人深省的，则是国内某些地方对包括制造业在内、实体经济的态度。
接下来分享郑永年教授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全面得思考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选择“出逃”。
01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
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的经济走向感到担忧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大量增加投资，但不仅不见经济效果，而且恶化经济环境。大量投资流向了房地产，在抬高房价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迫使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逃离一线城市。民营投资大减。民营企业原来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现在出现逆转，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民间资本流走的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随之减少。
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话题。政府鼓励创业，也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来配合，希望通过创业和技术革新来促成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不过，诸多政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甚至公开地套取或者骗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结果。实际上，技术创新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非通过运动方式所能实现的。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只是看到中国经济的表象，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国经济，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质量也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国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
在以往的经济“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外贸中，只有外贸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两方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糕。国内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供进一步的投资，而社会消费更是在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经济情况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担忧的局面？这里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构架内，在一定的情况下，政治因素甚至会比所有经济因素产生更大的作用。概括地说，今天的经济局面就是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
在当代政治家中，对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邓小平的理解最为深刻。（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他曾经说过，每一个经济问题背后都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经常给经济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首先，意识形态，尤其是作为一种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形而上学的，一旦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就很难讲清楚，甚至完全讲不清楚。
邓小平足够坦诚，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承认意识形态说不清楚，这里指的是当时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所以，邓小平就把市场视为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技术手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制度在其产生之时本来就不是意识形态，只是后来被意识形态化的。
02中国再次走入意识形态之争
其次，意识形态很难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从社会学科来说，这很容易理解。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由一系列假设组成，所以哲学家卡尔波普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开放性的，需要以新的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在具体经济政策层面，这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意识形态，而不是削足适履，用意识形态去指导具体政策。
经验地说，也不难发现，凡是用意识形态治理经济的，国家就发展不好；凡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就健全。这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包括西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形成了阶级，今天的左、右派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左右派之分；两派越来越分化，并反映到了经济政策上，两派不能达成任何共识，互相否决，造成了治理危机。
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走出了意识形态争论的困局。之后的政策非常成功，中国经历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相大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的有机部分。
但是，现在中国又再次走入了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方面不仅没有阻止得了意识形态的分化，而且更以不同方式推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结果又如何呢？前些年中国在争论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早已经陷入拉美化，那就是左右分野越来越甚，极右和极左并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极左必然会导致极右，极右也必然会导致极左。
拉美社会总是在极左民粹主义的统治和极右民粹主义的统治两者之间摇晃，永远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套用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每一种经济现象背后必有政治原因。
意识形态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的是要建立国家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管理。现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中进行或左或右的选择。在经济领域，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发展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腿。
这些年来，建立了多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几个真正懂得马克思经济学的，更不用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也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后来的西方社会走上了不同的路径，非西方社会又走上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
这里，最需要的解释是社会这个变量。马克思大半辈子都在搞社会主义运动，但自己并没有把社会这个因素整合进其理论。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解释好社会这一要素，经济政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03企业家群体巨大的不稳定感
意识形态的回归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虚无化。现在的经济学，大家玩的是概念，书生治国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政策最讲究实践性和操作性，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和政策研究人员也玩起概念来。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经验到政策。
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预设，再去搞调研。这样的调研结果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而只是为预设提供了所需要的证据。而基于这样的预设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满足了概念和逻辑上的要求，结果必然失去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统筹全局，做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问题在于，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做顶层设计，很多地方到了县级政府还是做顶层设计。大家都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干实事，这是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局面。
在企业层面，意识形态的引入对经济主体即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前段时间，人们对李嘉诚在大陆减少投资的行为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讨伐。不过，如果熟悉企业界，人们不难发现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和企业家中的普遍行为。这些年来，先是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撤离中国；现在轮到中国自己的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出。
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对企业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些微变化都是被人们用作预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主要风向标。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建成法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法治国家，法律是资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国，资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意识形态的回归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一些人经常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实际利益之争，用意识形态来掩盖改革的困难甚至失败。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理论上说，国企做大做强并没有错，因为国企数千年来一直是平衡经济力量的有效手段。但当“做强做大”变成意识形态之后，就严重阻碍着国企的改革。
今天，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仍然搞垄断，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也要搞垄断。盈利的领域，国有企业不想改，这容易理解；在不能盈利甚至亏损的领域，国有企业也不想改。这怎么理解呢？
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况，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关联企业，尽管对社会整体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对政府和官员有好处，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员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领域，意识形态往往是无能者和失败者的有效武器。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例如，美国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在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种族、宗教等问题，不能进行太多的公共讨论。但意识形态的存在绝对不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存在了，掩耳盗铃，用意识形态来掩盖；相反，人们不但要正视问题，而且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样才不至于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出现危机。
美国用“政治上正确”来掩盖问题，因此酿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机，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场合讨论敏感问题仅仅是因为经验证明公共讨论不仅帮助不了问题，反而造成问题的恶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内部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断出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如果要避免出现重大的危机，不能再以意识形态来掩盖问题了。中国需要学习的不是美国版的“政治上正确”，而是新加坡版的“实事求是”。况且，邓小平已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政治传统，为什么今天要把它丢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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